也是在这样一个春意盎然的季节,冬梅第三次结婚了。在她回家的近一年里,认识了杜老九的憨儿子红军。红军早已是一个个头不高,白白净净的年轻人,这么多年来跟随自己的父亲,也就是双水村出了名的酒鬼杜老九在村里杀猪劁猪。平日憨头憨脑,不多言辞,只是提到杀猪劁猪的事,他就变得判若两人。但冬梅一直不知道,红军打小就爱上了她。在红军的眼里,冬梅就是他家草垛旁的那颗柿子树上挂着的一枚柿子,这枚柿子走到哪里,变得怎样,都该是他的。事实上也是如此,这枚柿子成熟了无论它怎么呼啦呼地坠落在地上,咕噜咕噜地滚到很远的地方,又如何不弯不拐地落入他手,更或者说这枚柿子已经被他人啃过两口,但它最终还是要回到它的根土,这就是注定的轮回。
他与冬梅第一次私下来往,是在给我家杀了过年猪的午后。那时,他穿着血迹斑斑的墨绿色皮衣,与冬梅并肩坐在了一片油菜田埂上。
冬梅侧眼打量了红军上下,笑着说:“你没有杀猪佬惯有的凶神恶煞,倒像读书人,文质彬彬。”
红军淡淡一笑,望着眼前枯荣参半的村庄,答非所问地说:“我爹人前人后都说他很愧疚,什么都没能给我这个儿子留下,甚至连个当妈的也没能留住,唯一算是能拿得出手、说得上口的就是这世传的杀猪劁猪绝技。我至今仍想不通我娘为什么会在我一岁那年,带上我一起悄悄离开了我爹。后来我娘在一个叫深圳的城市,跟了黑道上一个叫龙哥的人。他出生入死地给我娘换来了荣华富贵,这让我娘至今未归。期间只在我十岁那年,她送我回过一次家。那次她回来的时候打扮得花枝招展,用我爹的话说化妆化得像耍猴的。我爹便在众目睽睽下举起杀猪刀,扬言要杀了这个不要脸的*。我娘就提着高跟鞋,撒腿往村口跑去。她这一去就再没回来过,我猜她肯定和那个叫龙哥的男人在一起生活。一开始我厌恶那个连睡枕下也会放把砍刀的男人,以为他是个只会提着砍刀满大街乱砍一通的混蛋,现在想来才发现我和他也没什么两样,我们都是拿刀索命的同道中人。”
冬梅听得饶有兴致,她还不知道眼前这个愣头愣脑的红军有这么多故事。不等冬梅催促,红军便乐此不疲而兴致勃勃地向冬梅讲述了自己第一次杀猪的情形。
第一次杀猪时,我才十五岁,我爹说要我早学早接班。那个清早,一头猪被一群男人揞伏在摇晃不定的木板上,有的人用手反扣住猪的四肢,有的人用脚踩踏在肥大的猪头上,还有人像拔河比赛那样双手往后扯着猪尾巴,那情形如同一堆警察扑上去将犯罪分子按倒在地上一般。我持刀的手,感受到来自刀尖的冰冷和杀气,在呼啸的西北风中抖擞。我看见那头猪垂死咆哮过后便安静下来,睁着眼睛看着我。它的眼神疲惫不堪,我想它只是没有像往常一样睡到自然醒,或者说它已经绝望地不再挣扎。当我爹比划着喝令我用刀对准猪的下巴捅进去时,我便已经没有握紧刀柄的力气了。我说:“捅哪儿?”
我爹指着自己凸起的喉结说:“往这儿捅。”
我鼓足勇气缓缓抬起杀猪刀,酝酿力度,我爹以为他的儿子千真万确是一个憨头憨脑的傻小子,对我高声喝道:“叫你捅猪,没让你捅你老子。”一群男人哈哈大笑。
有人插科打诨地说:“老九,往后教红军阉猪,当心把你给骟了。”
我爹站在一旁,擤一把鼻涕甩出一米开外,指着自己的裤裆说:“这么多年来都是聋子耳朵,摆设一个。”我当时没听明白,后来我爹告诉我那是我妈这么多年不落屋的缘故。
站在一边,看到我爹被这么多人笑话,我想我一定要杀了这头猪给爹长脸。便闭上眼睛,直捅向猪的下巴颏。然而我往里面捅了好几下,刀子死活没进去。
我一脸无辜地看着我爹说:“刀子太钝。”
众人再一次俯仰大笑,我爹气得眼珠子要蹦出来了,瞪着我说:“你看看刀子捅在哪儿了?你这是在杀猪还是在劈柴。”
我睁开眼睛一看,刀尖顶弯了,抵在木板上。我又一次想,只要把这头猪杀了,别人就不会耻笑我和我爹了,别人以往总是笑话我是我爹醉酒后弄出来的傻小子。
这次我半闭着眼睛,再一次信誓旦旦地捅向猪下巴颏,刀子还是死活没进去。
“刀子太钝。”我还是老台词,但我没想到这句话竟会反复赢得大家起兴的嘲笑。
我爹几乎恼羞成怒地说:“人笨怪刀钝。”说完,他将刀尖从猪的下颌骨上挪开,手把手地教我捅进去,我便看见了鲜红的血液像决堤的水一样夺口而出。我的手依旧在抖索,只是此刻,通过那些顺着刀柄淌下来的猪血,我仿佛感受到了一个生命的温度正在由狂热变得冰凉,生命的颜色正在由鲜艳变得死灰。
我到底把这头猪给宰了,我在期待人们就该称赞我们父子,该说什么“啥葫芦出啥瓢,啥种子出啥苗儿”了。但我还是听见他们一阵聒噪低俗的笑声,那个声音笑得最响亮的人说:“老九,等你儿子洞房那天,该不是也要手把手教他怎么捅进去吧。”
讲到这里时,红军涨红了脸,埋下头去。倒是冬梅到底是过来人,自顾自捧腹大笑。
石榴像一阵风一样跑过来,红军拦腰抱起她,冬梅让她称呼“红军叔叔”。石榴就问:“红军,你为什么叫红军哩?”
红军说:“我爹有五姐妹,四兄弟,我爹最小。听我父亲说过,我的爷爷给我的三个伯伯们取名分别叫爱国,爱民,爱党。后来*的时候,我的爷爷和三个伯伯都被抓了起来,只有我爹爱军逃过一劫。”他说话的时候,冬梅就在一边掰手指数着他的四兄五妹。
红军见冬梅没听明白,继续说:“我的三个伯伯名字串起来叫爱“国民党”,所以被批了右倾*,结果跟我的爷爷一样被斗死了。我爹说还是爱军靠谱,就给我取名红军。”
不等冬梅说话,石榴似乎比冬梅更略有所懂,挣脱红军的怀抱,看着远处故作深沉地说:“红军好,红军好,红军比大喜、大庆更好听。”
这是个让人沉醉的暖冬,往年翻年过了惊蛰才见反春的庄稼,在这个弥漫着雍暖的季节已经迫不及待地呈现出勃勃生机。村民们看着眼前萋碧无际的庄稼苗,就仿佛已经驻足在了浪潮般起伏的金灿灿的田地。
冬梅在和红军来往了不到半年,就在这样一个丰收的季节结婚了。冬梅嫁了一圈,从双水村嫁到花津镇,再到永和县城,到最后还是回了娘家。这时,没有人再说冬梅是“凤凰山上飞出的金凤凰”,倒是泼凉水不少,什么“有钱王八坐上席,拔毛凤凰不如鸡”、“一口黄连一口糖,又当媳妇又当娘”。
结婚前的那段日子,有村民就背后传言,对红军说冬梅是扫把星,克夫命,嫁谁死谁,还把熬磊和刘君这两个墓木已拱的前夫拿出来佐证。红军就对那些过来离间的说客说:“我家几代杀猪,我也是杀猪的,命硬着哩。”还有人说冬梅是个生不了儿子的女人,红军就回绝说:“我家几代劁匠,这个我在行。”临到这些人灰头土脸地离去时,他不忘补充一句:“娶了冬梅,是我今夏最大的收获。”
冲着这句话,冬梅就嫁给了红军。红军对冬梅说:“往后我不和我爹一样喝酒了,以免到时候也和我爹一样,喝醉了酒弄出个我这样憨头憨脑的傻小子被人笑话。”
冬梅笑着说:“那要生个什么样的小子?”
“也生个杀猪的吧。”红军不假思索地说。
等过了清明谷雨,就到了立夏,这是个夏粮收获的季节。人们挑起早在深冬就已经展望过的丰收的担子,用皱纹把欣喜深深地勾勒在了脸上。
庄稼人的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,而丰收对他们来说何尝不是一件幸福无比的事情。红梅在心里感慨:幸福就像这庄稼,一茬一茬地收割,又一茬一茬地播种。她想,她这是又播种了一茬幸福了。
日子总是像双水河里的流水一样悠悠地流过,我在政绩上叫是如鱼得水,顺风顺水,采石场也办得如火如荼,扩产到了乌龟山上。如果说老王村长卸任下台时,双水村已是“武帝盛世”,那么我在任的两年,双水村就无可厚非地处在“贞观之治”了。就连曾经给老王村长看过风水宝地的贾半仙也登门造访,泄露天机一般神神秘秘地告诉我:“双水村可真是人杰地灵的好风水。”然后他用仅剩的一只右眼像摇尾乞食的狗一样虔诚而期待地望着我,献媚地说:“往后宝村有什么需要看风水的,贾某随叫随到。”我想大小只要是个官,多少还是要有那么几个人拍拍马屁的,不能拂了人家的一片好意。再说了,他如今身败名裂还不是因我告翻了老王村长,也便未直言拒绝。
双水村已经早不是以前的那个穷乡僻壤,也不再是仅仅停留在物质文明之上的新农村,这里俨然是新时代的小岗村,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名流,镇上县里的领导都络绎不绝地送来锦旗。“要想走前头,政治不落后”,最让其他村庄乃至城镇难望项背的是“湖北省2008年度十佳新农村”评选会议在双水村村委会盛大召开。然而让我这个一村之长引以为荣的,不仅仅局限于“十佳之最”花落双水,更因了这次会议的选址就像长征时遵义会议选址遵义一样意义非凡,意味着双水村长足跨进了新里程,也载入了光辉史册。
一说起双水村,如今也是“上过电视登过报,全国人民都知道”,所以说双水村已经千真万确是一个讲政治、抓经济、兴文化的现代化新农村,以至于我一次次在讲台上对村民们承诺:“我们的双水村只会越来越好。”我的村民们也都乐呵呵、美滋滋地鼓掌,他们口口声声地说要一鼓作气,信誓旦旦地说会唇齿相依。
村民们一直认为我是一个说话算话的村长,这也是在两年前我领着熬老太探望老王村长的路上,熬老太给出的权威评价。但我却不知道,这次我对村民们的承诺正将变成一个不着调的笑话,就像当年老王村长不知道竟然给自己开了一个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的玩笑一样。
大庆返乡后的这两年,一直在采石场工地上做修理工,我本想凭着手头的便利让他在村里开一家修理店,不想每次提起他却从来都是打马虎眼。父亲开始气急败坏地斥责大庆“不争气”、“没出息”,用我的话说就是“玩物丧志,不思进取”,他则昂然自若地借用毛主席的名言压我,说什么“到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,炼一颗红心”。
他要炼红心就让他炼吧,广阔天地,大有作为嘛。还是那句话:或许这就是我的兄弟想要的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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