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有个我们称之为“解脱室”的大厅，大厅里放着一张没铺桌布的桌子，四周摆有椅子。每天上午，检查人员围着桌子坐下，桌上摆满“顾客”们的物品。他们仔细检查每件东西，有时还借助放大镜观察细部：箱子、皮包、旅行袋、笔记本、信件、钢笔、眼镜盒、烟荷包、烟盒、钥匙环和难民带的其他物品，检查过的物品就放到一边。这个大厅酷似海关检查站或者慈善机关的施舍棚。

    4月的一天上午，明媚的阳光洒在花园里。我正好坐在审查蒂莫芒斯的比利时军官对面，聚精会神地研究思考那个顽固的西班牙长枪党人的物品，比利时军官对我说：

    “劳驾，上校，这是干什么用的？”

    我眉头一皱，看了他一眼。我不喜欢别人打断我的工作。比利时人正在查看蒂莫芒斯的一个粗糙的旧钱包，在钱包里发现一个装有灰色粉末的信封。我很不高兴，嗔怪地说：

    “我怎么会知道？我又不是流动化验室！你把粉末送化验室，让他们尽快给你化验报告。”

    我继续检查西班牙长枪党分子的物品。两三分钟之后，我听到一个胆怯的、低低的声音：

    “上校，实在对不起，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？”

    我很恼火，甚至想应当开一次会，专门批评不会独立工作、总是打搅上司的不称职的年轻人。正在这时，我看到他手里的东西：一小捆桔棍——就是#?妇女们常用来修指甲根的那种小棍。

    “我的上帝！”我叫出声来。

    “怎么啦，上校？”

    “没什么。你把棉花拿出来给我看！”

    “棉花？”这次倒是他吃惊了。我从眼神里看得出来，他怀疑我精神失常。可是，鉴于我是他的上司，他不得不再一次去翻嫌疑犯的钱包。当他真从钱包的另一层里找到一小团棉花时，简直惊呆了。这样，又一宗德国间谍案被发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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